我院特聘客座研究员林雪萍做客《对话》节目

发布日期：2023-05-21 浏览：4100

图注：嘉宾与主持人合影

新三样何以出口大增

新三样出口大增，是全球产业格局大变化的一个信号灯。新能源受到各个国家地区的广泛关注。这是一个重新确定全球能量秩序的过程。德国激进，它的天然气很昂贵，但依然关闭煤电厂、关闭核电。

德国是一边倒，而美国则是两边摇摆，因为以化石燃料为代表的传统能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了。而且，美国是传统能源的出口大国。美国出口产品的前五名，就是成品油、原油和天然气，另外两个是飞机和芯片。有意思的对比是，中国忙着出口新能源，而美国忙于出口传统能源。这种产品的互补性，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有着强大的内在逻辑性。快速脱钩，为什么会很难做到？就是因为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非常需要中国的制造能力来填充工业空心化的部位。

再来看不同能源的生产方式。以化石为代表的能源是从地里面挖出来；而动力电池、光伏等新能源则是从工厂里造出来的。从全球分工对比来看，中国的机会来了。从自然资源禀赋看，中国是一个多煤贫油少气的国家，油气都高度依赖进口。而新能源是“制造出来”，那这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就把新能源发挥到极致，从而形成出口的巨大优势。

但这次整个全球格局的变化，还不单单是新旧能源之间的转换，它还把另外一个巨大的市场卷入进来，那就是交通。交通开始走向深度电气化，电动汽车的渗透率提前来到了拐点，这超过了绝大部分人的想象。所以能源的变革，带来交通的变革；新能源，带来电交通。

能源、交通的巨大变革，会主导未来的经济秩序。而中国制造抢占了先机，这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光伏，引爆了中国沉淀二十年的能量；而中国在电动汽车的布局，也有十五年的大量投入。

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具有前瞻性。中国市场，则通过设计而被空前激发，形成了良好的成长性。前赴后继的企业家，则具有很强的穿透性，把市场推向极限。

当中国企业在构建能源新秩序的过程中，出大汗；而跨国企业还在旧秩序停留太久，榨干油。而就在当下这样一个时刻，两种秩序走到了一个交叉点。中国的积累，开始大放异彩。这就是新三样出口大增的基本逻辑。

光储算车，四驾马车的可持续增长

老三样，是一个常见的生活场景。人们购买各种服装、屋子里各种家具、看着的电视，这些都是生活的刚需。

而新三样，则是一个完整的能源交通方案，它也是闭环的。光伏和储能（包括电池储能），可以成为人类能源的终极解决方案。而汽车则是一个最佳的载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移动电站。

可以说，“新能源、电交通”，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增长。

此次对话的三家企业：吉利的电动汽车、天合光能的光伏组件和中创新航的动力电池，天生就是一家人，一个供应链的命运共同体。新三样的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振荡、互相增强的关系。这是未来产业格局的铁三角。

这种一体化的关系，为能源与交通的未来，确立了一个长周期的趋势。全球才刚刚站在这个趋势曲线的起点上。而中国开局起跑非常有利。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主要是因为中国制造打了一个产能时间差，而其他国家措手不及。

现在中国就需要将这种优势保持下去，但不利因素也有很多。

当前外贸看上去有些需求不振，但也逆转了新能源秩序的大趋势。当前，还有一种很强的“算力需求”正在加速。如果2012年的神经网络是一次人工智能复兴的序曲，那么当前最火爆的ChatGPT则大大引爆了“算力无极限”的能量。但暴力计算的算力，都是以慷慨的电力为代价。未来人工智能所消耗的算力能占据全球消耗电力的一半，只有光伏和储能才可能有效应对。

地缘政治风险，也是相当大的不利因素。因此敏锐的企业家，需要花更多的精力，用全球化视角去观察它的潜在风险，提前进行应对的准备。同时，要建立一条新的供应链，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最后，也可能效率很低。

真正值得担心的，是中国企业需要时时反省自身的打铁功夫是否够硬。中国取得成功的方式，能否照搬出去？在中国的很多工厂，对有纪律的劳动力的依赖度是非常大的。庞大的产能，很多是靠加班加点的“人海”服务所完成。但在欧美这些国家，这些人海战术就无法实施。安全性、认证、用工，都要按照欧美的规则。

人们对一个成长事物的期望，往往用“鲤鱼跳龙门”来形容。新三样大热，可以认为中国新三样初步跳过了一次龙门。但在国际化的大江大湖里，挑战还是巨大的。是否可持续增长，这需要经历“鲤鱼变成龙”的自我成长、内功修炼的进化过程。

今日的不同

光伏产业的成长曾经跌宕起伏。上一个爆发周期是在2010年前后。由于原材料多晶硅依赖进口，而市场又主要在欧洲。这被称为原料、市场“两头在外”。企业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使得第一代很多光伏企业家最后都跌落江湖。

这让人难免会想到，新三样是否会重蹈光伏当年的覆辙？

应该说，一个产业发展到10年以后，就会开始变得成熟。就像人一样，渐渐有了自己的记忆，不会老是犯幼稚的错误。

当年的光伏，应该是冒险家的乐园。企业家对光伏产能的波动性周期，认识不足。那个时候，光伏产业还不知道原材料硅晶，可以是吃人的大宗商品。

而后来倒下的光伏巨头，都是被库存给绊倒了，现金流跟不上去。可以说光伏周期，成为企业发展的一道卷的绊马索。

然而，现在不同了。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制造能力，都在中国。

中国在2022年，光伏装机容量大约90吉瓦，占比全球40%（230吉瓦）；动力电池装机容量大约300吉瓦，占比全球60%（共500吉瓦）；电动汽车销量约600万辆，占比全球1000万辆的六成以上。

看动力电池，尽管锂资源70%以上靠进口。但是中国大量公司在做布局。浙江华友钴业，2003 年就开始在刚果布局。这都20年了。还有青山控股，2008年就在印尼开始购买镍矿。尽管当时这些产业，并没有针对现在的电动汽车或者动力电池，但新三样的发展，明显受益于这种疆土的开拓，这也说明：

现在的产业特点是“原料、制造、市场，三头在内”。这种格局，使得整个产业，具备了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现在，虽然锂矿资源的价格波动很大，但企业仍然能够将其消化。这意味着，一个制造大国的发展，就需要这种供应链的大手笔布局。

而且，企业家也成熟起来。光伏第一次崛起的时候，有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冒险敢赌胆子大，风险意识薄弱。而现在的光伏和电池产业，大都是沉稳的企业管理风格，对企业长周期的发展，有着更好的认识。中创新航在快速跃升到中国动力电池第三名的位置上，采用“稳定扩产”的产能方针，正是一种稳健的表现。

很显然，龙头企业在供应链的布局上，已经比上一个光伏周期的布局更有前瞻性，更有链主地位的综合考量。整个行业抗风险的能力，自然也跟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合成营，再出海

去年开始，美国、欧洲都出台了很多保护本土制造的法案。这些法案体现了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的趋势，通过提供补贴和减税，要求企业生产基地放在本土。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其实也只有一条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当前供应链大分流局面下，中国制造面临着“再出海”局面，它需要通过“集成供应链”出海，同时也在甄别风险中的动态发展。

如果新三样看的还不够清楚，那么“旧三样”的电视情况，可以给人更多的启发。

中国生产了1.4亿万台电视。中国只有不到4000万台的需求量。美国每年有5000台电视需求量。

2019年中国出口彩电占美国进口彩电市场份额超60%，墨西哥占比30%；而到2022年，墨西哥出口彩电提升至60%，还有10%来自越南。中国出口彩电占美国进口彩电市场份额，只有20%以内。

然而，中国制造也完成了布局，海信和TCL在这里有巨大的工厂生产电视，出口美国。中国电视，继续实现了曲线出口。实际上，跨国公司都是如此开展全球业务。例如全球最大的电视机厂家韩国三星，在墨西哥就拥有它产能最大的工厂。

对于中国制造而言，一场系统性的“再出海”战略，正在呼之欲出。

中国以前最熟悉的产品输出，正在迎来新的内涵。以前出口的产品，已经是被定义过的。而新三样产品，由于处于领先位置，因此面临着一个重新定义产业的问题。中国电动汽车的出口单价，已经从五年前的3500美元，到现在的2.3万美元，本身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提升。吉利领克的插电混合动力，就主要是面向西欧市场。2022年领克销售18万辆，近4万辆都是出口，近60%都是电动汽车。而极星、SMART则主要出口欧美，也是对纯电产品接受度最高的国家。但对于东南亚而言，小批量、油耗低则是主流，传统车和混合动力车需求度更高。吉利在马来西亚推出的品牌“宝腾”汽车，都是进行过重新设计以适合本地的使用特点。同样，在海外市场，天合光能作为海外销售额占比60%的企业，要致力于打造全球品牌，必然要跟当地需求紧密结合。同样，中创新航的储能产品发展也非常迅速，对于个人用的户储，大量都在欧洲、澳洲和北美，这都需要对本地的方式有着很好的观察。

在重新定义产品的同时，也需要重新定义制造方式。中创新航将电池材料的设计与制造结合在一起考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电池制造工艺。这些创新都会带来产品上的竞争力。

然而，为了应对全新的局面，供应链出海，已经成为提高竞争力必不可少的方式。2022年年底，中国四家光伏受到了美国商务部的反规避调查。为了应对美国的关税，中国光伏企业把最后的组装厂放在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国，然后再进行出口。但现在这种“曲线出口”的方式，也受到挑战。由于它的供应链如电池片是来自中国，而类似银浆、玻璃、背板等辅料也是来自中国。这都引起了美国商务部的警惕。可以说，美国对中国制裁的手术刀切口是狭长而深入，已经开始针对性地转向了供应链。而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只有供应链集成出海，才能应对这种挑战。

宗申摩托有70%的销售都在海外，在泰国也有工厂。但它到泰国建立摩托车厂时，会发现没有配套厂商。在泰国本地为本田配套的供应链，往往不会提供使用，或者成本价格很高昂。一个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得重新去建立供应链。可以从本地，也可以从中国带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风险的识别和规避，至关重要。因此，现代生产服务体系，也要同时跟随出海。

需要有丰富的服务制造的体系，才能为制造业保驾护航，让能打的勇士企业家，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我们最缺乏的意识。供应链出海，不能单打独斗，需要产业公地作为共同支撑。

中国的工程机械除了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在欧洲市场也落地生根。无论是三一重工，或者徐工，都收购了德国工程机械品牌。例如三一收购的德国大象（普茨迈特）的品牌，运行一直很好。但是，工程机械行业非常依赖租赁这种业务。而中国在当地的银行，对工程机械支持很少，而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业务如贷款。但优秀的企业需要的不是贷款，而是租赁金融业务。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卡特彼勒，租赁业务就非常好，跟银行业务鱼水相融。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之龙出海之后，很多手脚是被捆绑的。只要建立现代生产服务体系，伴随蛟龙上天入海。那才能更好地建立竞争力。

识别风险，不要光盯着国外设置的障碍，也要意识到我们自己也可能是风险的组成部分。汽车轻量化离不开一体化压铸。而国内有十余家上市公司，都齐刷刷地出现在墨西哥，迎接新一轮电动汽车投资热。中国动力电池厂家，也都在全球各地设立工厂。那么中国制造也需要有积极的政策，配套“再出海”战略。

这其中，制造规则的输出，也非常重要。理论上，一个国家掌握了产能，就掌握了规则。对于新产能，尤其如此。但目前看来，新三样在定义标准，定义评价体系这一方面，还需要尽快补上。国内一家头部的动力电池厂有50多种型号。这一点，对于企业其实也非常不利。企业各家工厂的产线之间，不能互换，这就很容易造成产能浪费。而且，它对上游装备也非常不利。上游机器制造商，疲于应付各种类型的新产品，而无法静心对机器做更好的优化。

反观德国，尽管在汽车、电池双双落后的情况下，大众汽车依然进按部就班地行了电芯标准的定义，期待主导未来动力电池标准。

应对这些挑战，都需要有一种现代化的生产服务体系。包括行业智库、咨询服务。这意味着中国出海作战方式一定要修改。从单兵作战，改成“合成营”的方式。“合成营”是军事作战改革的一种里程碑。以前打仗，作为基本作战单位的营，是没有炮火，没有工兵，那是总部才有的。但有了合成营，炮兵和工兵都下放到营部，就拥有强大的机动性特点。现代生产服务体系，就是一种合成营。

全新的打法

发达地区一方面在电光锂“新三样”方面高度依赖中国，另一方面也在通过政策和技术壁垒，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让人在思考中国产业的不可替代性，是否足够高？

可以说，追求不可替代性，是一种狭隘的市场思维。它未必要出现在优秀企业的战略清单里。中国新三样并没有追求不可替代性，也没有寻求去限制别人的发展。新三样为代表的中国“再出海”制造，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将领先一步的优势，锻造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一次企业要在全球当链主，就是跟高手过招，就要玩出新高度。要主动跟国外企业，形成供应链缠绕，无法分离。

一家国外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纪录片，讲的是全球各个贫穷地区的孩子们都是怎么翻山越岭去读书的。在阿根廷、墨西哥等路况特别不好的山路上，颠簸着一辆辆“金领结”标志的车。这就是美国通用雪佛兰。然而，除了标志，这辆车的设计研发和制造，其实都是来自广西柳州的上汽通用五菱。而这里面的电线电缆，就是由河南鹤壁市的一家制造商，在柳州设立的工厂所提供。这就是国际供应链组合的胜利，它规避了很多规则的壁垒。中国制造元素，借船出海，不动声色地出现在海外的各个角落。那么，上汽通用五菱，这六个字本身就表达了一种“再出海”的内涵。它是由上汽集团、美国通用和柳州五菱集团联合建立的股份公司。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跨国股权混改的公司制度。它可以借助这种身份，在全球市场，跟日系车、跟德系车的汽车进行争夺。而它赢回来的产值，就是上海的、广西的、河南的，还有很多其他地区都是受益者。

同时中国制造，也要善于总结经验，要跟优秀企业去取经，将中国制造的骨头，融入到发达国家的肉里去，骨肉相连不分离。中国的跨国企业的并购有很多可取之处。如天合光能收购英国的光伏电站，收购西班牙的光伏支架。吉利的国际并购早已为人所熟悉，收购沃尔沃、收购路特斯汽车等，极大推动了中国汽车的全球化进程。

同样，联想集团，它在海外的销售额占比达到78%。这真的是惊人的数字。而且它的制造产能，90%是在中国大陆。这种“制造在内、销售在外”的品牌发展，是中国制造非常需要的一种形态。而联想要去覆盖全球180个国家地区的渠道，这里面会一次次地掉进去多少坑。这些坑就是隐蔽的地雷阵，后面的人会继续掉进去。如果把这些坑，都罗列出来，中国企业哪怕避开这些坑的一小半，那也能确保领先的优势。

很显然，上汽通用五菱、吉利汽车、联想集团的全球化知识，都可以成为中国新三样为代表的制造“再出海”的参考指南。

对比一下，以减少浪费为目的的“精益制造”模式，风靡全球。它最早是来自丰田汽车的制造实践。但日本将这种生产方式的文化，进行了“国有化”，成为日本国家的制造标签。整个日本的国家制造，都因为一家汽车的生产方式而获得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