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炜：疫情之下，新基建如何带动经济复苏？

发布日期：2020-06-28 浏览：4203

编者按：疫情后，国家和地方面临着重振经济的巨大挑战。近期，中央数次强调，要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这短短一句话，让“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备受全国瞩目。

当前，新型基础设施正加速应用到社会治理中，帮助各地解决政务、交通、应急等领域的难题。新基建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人民上海会客厅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团队负责人蒋炜，针对“疫情之下，新基建如何带动经济复苏？”这一热门话题进行深度访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团队负责人 蒋炜

记者：近期，中央和相关部门、地方有关恢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词频繁出现，引起广泛关注。新基建为何会突然火爆？

蒋炜：2020年初疫情倒逼数字化转型发展，各行各业都有巨大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需求，相关基础设施是实现转型的前提保障。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前期信息化建设已有相应基础，智能化防控爆发出强大能量：各种智能设备、大数据、5G等新兴技术提升了防疫效率；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无接触配送等新兴数字经济模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疫情造成的损失；多地政务上云则保障了便民事项办理。未来的数字化转型更需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

而且，中央宏观建设规划始终秉承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求，对于“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近期国家抓住疫情背后的智能时代变革的机遇，顺势而为，密集部署推进“新基建”。以“新基建”为重要抓手加快产业互联网转型，对未来创新驱动型发展所需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谋划布局。“科技基建”加码符合当前科技环境，也是国家建设智能化健康社会的关键。

记者：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传统基建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新”在哪里？

蒋炜：区别于传统基建，新基建主要立足于科技端。新基建可归为两类：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场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应用场景的建设包括：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新基建的重头戏在工业互联网，它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加速企业流程再造，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激发生产力。工业互联网将催生巨大市场，智能网联汽车是其中最有潜力的市场，在此次疫情中，无人物流车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传统基建，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和产业政策以及与之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撑。而新基建属于高新科技产业，对国家财政、产业政策方面有新的需求。如在财政方面，需推广高新技术企业低税政策，提升研发支出加计扣除力度，激活企业创新能力；加快落实金融支持政策，增加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并在高科技企业并购、上市等方面予以支持。在产业方面，需将新基建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记者：您认为新基建的“核心”是什么？疫情后，新基建在今年是否会爆发吗？

蒋炜：新基建的“核心”是建设智能化健康发展型社会。智能化的健康发展型社会包括人的健康、社会运行的健康，也包括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这不是一个短期目标，涉及到5-10年长期发展规划。

从现实意义来看，2020年全球经贸摩擦加剧，叠加海外疫情的影响下，外需不足，内需承压，经济发展需要寻求新的出口：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大幅放缓，国内两个月生产停摆，经济活动短期内骤然降温，服务业、工业都将受到巨大负面影响。

悲观估计为一年时间，乐观估计只要半年左右。当务之急，是从疫情中回暖，重建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但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上升地位。

其次，科技型的“新基建”投入的投资周期一般比传统基建的投资周期长，对于经济的显现效果也会滞后，新基建的爆发点应该会在未来两到三年逐渐显现。

未来的国家政策投资引导要更加注重延续性和稳定性。延续性：新基建是长期规划目标，政策投资引导做好中长期预案，避免虎头蛇尾；稳定性：坚持供给侧改革，政府适当引导，但切勿过度直接介入。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而不是政府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进行大规模投资刺激，特别是不能搞“政府包办”“一哄而上”。

记者：新基建可以激发哪些市场新机遇、增长新引擎、投资新方向？会给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带来改变？

蒋炜：此次疫情暴露出部分企业过分依赖线下服务模式，缺乏线上化、数字化服务能力，暴露出发展智能化健康社会的需求。疫情深刻改变了现有经济业态，带动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生鲜电商、远程医疗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在疫情逐步解除和社会生产恢复正常后，教育、医疗、企业办公等庞大的在线化市场需求持续激活，为相关领域的数字化创新带来新机遇。

消费行业：“生鲜电商”“无人零售”迎春天。疫情冲击，线下商超、餐饮面临超低客流甚至停业，社区零售、生鲜电商却迎来高增长的可喜局面。与此同时，无人货架、无人超市、智能取餐柜、智能快递柜等无人零售模式再次火爆。

金融行业：“智能化”服务需求巨大。受疫情影响，传统金融营销服务模式失速、失能，对线上获客、数字营销、智能风控、智能客服等线上化、智能化服务需求喷发。

支付行业：无接触支付需求激增。疫情影响下，线下支付急剧下滑，线上交易上升，“线下支付需求通过线上来满足”成为行业趋势。“非接触”支付成为防止新冠肺炎病毒进行人际传播的重要刚需，“自助收银”设备还能有效缓解超市排队压力，减少人员聚集。

智慧城市：“交通、医疗、政务”三位一体化发展。智慧城市在突发事件中抗风险性强，此次疫情尤其反映出在交通、医疗、政务三位一体式建立城市的应急指挥调度系统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智能城市的实现需要多方数据融合，最终实现政府、企业、市民各主体有效协同。

记者：有人说，新基建是“稳经济”的杀手锏，您是否认同？

蒋炜：新基建有望促进我国经济走出疫情影响，带动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加速了传统企业对数字化形态的探索。工业互联网驶入“快车道”，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无缝对接、供需的高度匹配，最终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完全打通。

短期而言，新老基建齐发力促增长保就业，对抗经济下行压力叠加疫情短期冲击。

在当前经济几乎陷入停滞情况下，需要新基建投资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目前看来，疫情不可避免对全球经济增速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加大力度促增长和保就业。老基建投资主要依赖于财政、产业政策，不宜再作为投资重点；新基建投资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驱动科技创新。

但是，当前新基建规模依然较小。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冲击，新老基建缺一不可。在未来一到两年，新基建将逐步取代老基建成为基建投资的核心发力点。一方面，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严重不平衡，老基建仍有发力空间；另一方面，当前新基建投资规模依然较小，短期内无法完全替代老基建肩负起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托底作用。

长期而言，新基建是创新驱动型发展的保障，重视人才转型的前瞻性布局。

新基建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基础，同时保障了未来创新驱动型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都离不开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放眼未来，一方面，中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型健康发展需要科技端的新基建先行；另一方面，中国要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抢占技术制高点，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同样需要在5G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进行适度的超前布局。

新基建投资需求并非催生于疫情，疫情只是加快新基建进程。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单靠低廉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终将被时代淘汰。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人才转型的前瞻性布局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新基建的后续建设需要大量的科研型人才及技术型人才做支撑。新基建将催化高校、职业院校、企业联合，以产教学融合的方式，培养符合社会经济建设需要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记者：企业该如何利用新基建，使数据有序流动，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以实现降本增效抗风险？

蒋炜：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地给经济运行带来影响，加剧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复产难，供应链承压，运营成本上升等。疫情是一场大考，正考验企业对抗风险的能力。未来的企业必须具有免疫力和抗风险能力。

作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新基建帮助工业互联网不仅将更多线下业务搬到线上，实现流量的快速聚集、用户体验与持续运营、以及服务精准化，而且通过对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深挖工业数据资源价值，构建以数据资源为核心的生产体系，充分发挥数据资源的价值作用，推动制造业企业生产模式升级，助力企业实现提质增效降本。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深入，借助数据、算法和技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无缝对接、供需的高度匹配，数字经济驶入“快车道”，最终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而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其性质界定与权利归属、开放共享与市场准入、隐私保护与行业监管等均决定了其活跃程度，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从本质上讲，企业抗风险能力不是来自于数字化，是通过建设弹性供应链、完善信息流、储备资金流。往往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会减少冗余的配置，依赖刚性的企业结构。然而，这类企业虽然可节省成本，可是抗风险能力弱，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因外部的攻击而出现问题，其他环节很容易受到影响。突如其来的疫情下，多数企业的信息流、上下游供应链受到致命打击，从而一蹶不振。弹性供应链使得部分企业在供应链部分突然失效时，最快时间内恢复到正常供应状态。

记者：上海是否具备发展“新基建”的基础？疫情当前，中国该如何抓住时机，适应新基建，使用新基建？

蒋炜：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一直是我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应用等方面的成绩突出。

上海发展新基建主要有以下基础。基础信息建设完善：信息基础设施覆盖率高，政府加大力度促进新一代信息基础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深厚：智能医疗、智能零售、智能安防等层出不穷，形成产业协同聚集发展；创新氛围浓厚：上海充分发挥上海自贸区的试验田作用，结合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

疫情当前，一是建议中国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范围，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提高投资效率。同时，对于有较好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新基建自带科技基因，应积极吸引有实力的高技术企业参与投资，并积极探索高技术企业技术入股等投资模式，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

二是做好科学统筹规划，防止“一窝蜂上”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国家要充分吸收过去老基建的历史经验教训，做好中长期统筹规划，明确发展次序和重点。地方制定投资项目需充分考虑实际，不能盲目跟风，防止造成无效投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

三是对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因信息类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等配套政策支撑。推广高新技术企业低税政策，提升研发支出加计扣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快落实金融支持政策，增加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并在高科技企业并购、上市等方面予以支持。

四是推动产学研结合，完善新基建产业生态、促进融合发展。新基建作为社会进步的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的成熟需要各方共同参与。新基建七大领域的发展与创新更需要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合作。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加强产业政策的扶持与引导，建立多主体平等对话的窗口。联合产学研各方力量与产业链各方资源参与，引导资金链、人才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完善创新网络，培育创新生态。

转载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