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钦：科技创新、中华文明与大学人才培养

发布日期：2020-03-18 浏览：2449

林忠钦：科技创新、中华文明与大学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中华文明与大学人才培养

——访谈林忠钦院士

伴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科技进步在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受到了各界、特别是学界的高度关注，其中科技与人文之间的交叉融合是一大焦点议题。仅2019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就召开了多次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首届科技人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19.10.11—13）、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2019腾云峰会：在数字世界安然栖居”（北京，2019.11.9）、陕西省社科院主办的“人工智能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西安，2019.11.22—23）等。人工智能产生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应对。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所言，“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绝佳机会。但我们必须预见，一切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新的不平衡，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率先提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探索打破学科壁垒、消解科技与人文“融通赤字”的有效路径。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的诸多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本期访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教授，聚焦“科技创新、中华文明与大学人才培养”。

彭青龙： 林校长，第一个访谈的题目是有关科学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包括科技文明在内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很多人对科学技术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存有疑问，甚至提出“古代中国、传统中华文明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实践或者科学精神”的问题。比如，在前段时间，互联网上就出现过“四大发明是否是创新”的激烈争论。有论者认为，科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是在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前后，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的“赛先生”来到中国，成为推动中国近代社会乃至文明转型的力量之一。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可否举例说明？

林忠钦：谢谢。你们做这个栏目是创新，非常值得肯定。科学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是一个宏观的问题，我是工科背景，对科技人文方面的问题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但有些局部的、点滴的思考。以我个人浅见，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不同阶段的科技进步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在原始社会学会使用工具，在那时就可称之为“进步”。此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之中，人类生产工具及使用工具的能力都在不断地发展，科技进步也从未停止。回顾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非常值得人类骄傲，对人类的生存、进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若有人提出“四大发明不是科学技术发明”，这一看法显然十分片面。

近几百年以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倍增，从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到当今的智能化，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客观而言，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家对近一个多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读过一本书，书名为《电的世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弱电和强电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感受到了西方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近五十年来，特别近十多年来，中国的许多科学技术创新都令人十分自豪和骄傲，比如，电商便是重大科学技术创新之一。中国边远地区经济欠发达，银行布局非常少，曾几何时当地人存款和取款都有很大困难，但是自从有了电商和支付宝以后，这一类问题便迎刃而解。

我相信中国在未来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多的引领作用。中国在5G、量子技术等方面取得的突破有目共睹，创新引领势头日益增强。若保持这一势头，我相信中国将在原创技术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抱有信心。

彭青龙：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来自西方的科学精神被视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也对中国教育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使得中国教育的核心内容从传统上单纯重视人文，逐渐转向同时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改革开放四十年，在当下的中国也出现了“重科技、轻人文”的现象。作为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您本人又是杰出科学家，请问您如何看待在现代教育中科学与人文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将二者有机融入我们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之中，为中国培养出更多高质量人才？

林忠钦：在人类进步历程之中，科技和人文是融为一体的。在不同历史阶段，融合的方式有所不同。我国有许多著名人物，他们既是哲学家，又是自然科学家，甚至是科技人文学家，像沈括等，不胜枚举。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技术也迅速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未能跟上世界的节拍。进入18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引起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则相对落后，于是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入侵。20世纪以后，一大批中国有识之士特别强调“科技救国”和“实业救国”。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发展科技的愿望十分强烈。以交通大学为例，我们学校创办于1896年，办学初期的许多班级都是社科特班，李叔同、蔡锷等人都是我们早期的校友。1907年以后，我校开始创办工程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经过1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后，中国许多大学是工科性大学，甚至是单科性工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是以船舶工程为主的工科性大学。我校于1978年派出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个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经过47天的学习和交流，学校领导意识到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是一所理工人文兼顾的综合性大学。于是，上海交大就逐步恢复了管科和理科，继而又开办了人文社科，又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上海农学院合并，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上海交大实现了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学科布局齐全。最近，国内一家著名报社希望和我们学校加强合作，该社强调他们与很多大学进行过合作，经过了一系列尝试和讨论，最后决定与上海交大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合作，其中主要原因是“上海交大是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能够对人文社科的传播方式、传播理念带来很大的改变，具有比较优势和综合优势。资源融通的“融媒体”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从长远来看，中国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定会把理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兼顾起来，只有二者兼顾方能取得长足的发展，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最近，我们在科技和金融的融合方面也做了总体布局，其中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兼顾人文社科、金融、经济和工科等。总之，交大十分重视科技人文交叉研究和人才培养。

彭青龙：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技医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教授将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分为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指出“内部动力指的是人类的好奇心、求知欲、科学本身发展惯性；外部动力是指社会需求、国家利益、政策驱动等”。作为杰出科学家，您在科研生涯中有多项重要发明，取得诸多国家重量级奖项。从您个人职业经历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哪一项在科学探索之中更为重要？中国科学家自老一辈开始便特别注重“家国情怀”，将报效祖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体现出中国科学家不一样的境界，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科学家的精神中，外部动力是更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林忠钦：这两个问题是不同层面的问题。韩启德院士站在一个更加概括的角度来谈论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有些知识的产生完全是兴趣爱好所驱动，甚至可以认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大量知识就是这么产生的。能够取得成就的科学家都热爱科学，受兴趣驱动，献身于科学，他们不断发现新知识，原创性知识大都如此。另一方面，需求驱动也可以加速原创知识的运用。以原子弹为例，美国在二战期间就具备了制造原子弹的知识和能力，但是他们对我们实施封锁政策。此后，中国出于国防建设需要，集聚了一大批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等方方面面的人才，短短的几年内，就制造出了原子弹。中国用国家的力量发展科技工业，必然要克服很多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必然要牺牲个人利益，牺牲家庭利益，甚至牺牲某个单位的利益。是什么精神让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放下小我来追求大我？这就是您刚才提及的家国情怀。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来推进科技的重大突破，必须要倡导这种家国情怀，而其本质就是牺牲小我来追求大我。国家和民族也会为追求大我的科技工作者创造更大的舞台，使他获得更大的成就。

彭青龙：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或者变革的重要力量。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使得人类通过数据、而非意识来认知自我与他人，从而使得人变成所谓被量化的“数字人”或“虚拟人”。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技术无处不在”以及人类对技术过度依赖的状况？人类是否面临着被技术“掌控”甚至“驯化”的风险？

林忠钦：人类依赖技术的程度在增加，但未必面临着被技术驯化的风险，至少目前尚未达到这种程度。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的例证随处可见。比如，原来人需要用大脑记忆的大量知识或者信息，现在不用记忆了，打开手机或者电脑什么都可以查到。再譬如，在过去，得靠人自己的双手去做家务，现在家用机器人就可以替代。在物流领域，智能机器人更是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诸如此类的事例说明，人对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然而，要发展这些技术，还是需要人去发展。技术自身还做不到不断地演变、提高。未来的趋势可能是，少数人发展技术，更多的人依赖技术。所以，我认为人类被技术“掌控”或者“驯化”是不太可能的。

彭青龙：从玛丽·雪莱的《弗莱肯斯坦》，到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再到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大量文学作品均探讨过以技术干预生命规律的主题，给人类社会发展提出警示。2018年年底第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虽遭到世界各地科学家的强烈谴责和抗议，但却昭示着某些技术威胁从虚构走向现实。请问您如何看待技术手段对自然生命原则的干预？

林忠钦：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现在正使用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治疗疾病。用新科学技术手段治疗疾病，大家都能接受，但是，在科技应用的某些方面，大家又不太接受，甚至反对。比如，在体外受孕医学领域，在胚胎长到一定程度时，把含有癌基因的胚胎筛除，大家普遍能接受这个技术应用，但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大家还不能接受，因为存在人类社会的伦理问题。同样，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电子辐射之中，而且今后电磁波会越来越强烈，这种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也难以界定。但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都会逐步解决。

 彭青龙：科技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带来了颠覆性改变，VR技术的使用使得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以及网络化互动开发成为可能。比如，2018年腾讯发起敦煌“数字供养人”公益计划，腾讯与故宫博物院开展将数字技术与艺术之美相结合的合作计划，并大力合作发展“数字故宫”建设。请问您如何看待人类的文化遗产在虚拟的数字世界找到新型的栖居方式？

林忠钦：我赞成用数字的方式保护文化遗产。著名文化遗产像敦煌壁画、秦始皇兵马俑、埃及金字塔等随着几百年、几千年的推移，很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将不复存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杰作，也是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明表征，如果把它们进行数字化，就能够使之永久保存，从而使得人类文明得以存续。因此，数字技术是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强有力的补充手段。

彭青龙：数字化时代，数据安全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常常爆出诸如8块钱买到几十万张人脸或私人购物信息被泄漏等的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科技发展之下人们的隐私和权利保障问题？

林忠钦：这个问题具有两面性，我难以回答，只讲一点看法。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对个人隐私造成了威胁。另一方面，也存在积极、有利的一面。现在公安部门破案的效率远远超过了福尔摩斯根据线索进行推理的破案效率。只要数字影像技术覆盖到县、乡、镇的各个角落，一旦发生案件，公安部门便可迅速地使用监控探头，去追溯、追踪案情的发展，凶手很快就会被缉拿归案，还社会以正义。当下，网络化技术也对我们国家和各地方政府进行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防控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大数据、云计算、数据可视化等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各类信息的收集整理、医疗防护资源的智能化调度管理以及疫情发展趋势的研判和预警之中。同时，在对重点场所的人流进行疑似病例筛查、追踪分析潜在传染人员以及阻断疫情传播路径等方面，数字化、智能化科技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疫情防控的效率。总之，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确保社会更加平安，也能够大幅度降低社会风险。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更多看到其积极的一面。

彭青龙： 2019年腾云峰会上，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和上海大学联合发布了《数字新青年研究报告》，指出数字化生活方式成为伴随互联网产业兴起和发展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重要特征。以社交性、互动性为特征的新型经济模式与消费模式在数字青年一代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也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请问您如何看待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林忠钦：这个问题十分具有前瞻性。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走向数字化，现代人越来越多地依靠网络，出门只要带上手机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青年一代对数字化模式的依赖性更是与日俱增。人们不再写信，到了春节，手机短信、微信成为人们之间互相问候的主要方式，这些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手机初期的主要功能仅限于移动通话与短信，时至今日，手机已经演变成人们非常依赖的多用途工具。再过10年，手机会对人的生活方式引起何种改变尚难以准确预判。可以把它做一个征集题目，如果一些企业对此预判准确，并能够提前谋划发展的话，一定会在新一轮经济浪潮中获益颇丰。反过来看，在通讯和其他技术相关的行业里，也曾有不少很好的企业，由于对技术发展的前景预判不准确而倒闭。比如，我们过去照相普遍使用的胶片相机被数码相机所替代，一些胶片生产企业由于对数字摄影前景预判不准，继而就陷入了困境，像柯达等。

彭青龙：尽管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发展前景仍不明朗，然而专用人工智能（Narrow AI）已经在一些领域展现出超乎想象的卓越能力，比如战胜李世石、柯洁的AlphaGo、无人驾驶技术、各类物流分拣机器人等，与此同时大量人工岗位也不断被AI所取代。在这一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怎样应对这一挑战？

林忠钦：人工智能是当今科技发展的一个热点，这股浪潮席卷了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交大高度关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动态，并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的研究之中。近年来，学校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成果转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推动交大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大力推进计算机和数学等这些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争取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上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成果。其次，推动人工智能在应用场景方面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尤其希望能够在医学、工程等方面创造应用场景，使过去很复杂的技术问题得到解决，提高工作效率，使更多人受益。再次，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拉动经济发展。同时，要进一步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人工智能是世界各发达国家的重点前沿领域，扩大国际合作有利于使我们的人工智能研究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最后，要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有了人才，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支撑和保障。

人工智能兴起后，最令学校骄傲的是我们培养的许多毕业生在国内外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交通大学早在20多年前就开办了ACM试验班，取得多次ACM大赛世界冠军。近两年来，我们又专门开设人工智能专业，学校特别重视对他们数学等基础课程的训练，使他们具有更强的学科基础。像徐匡迪、任正非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都提到，一定要加强人工智能专业学生的数学训练。

彭青龙：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各种跨学科研究团队、甚至新型共同体（理念和实践）的诞生，建设科研团队、打造各种共同体已成为时代创新与发展的关键，但在现实中，融通和融合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忠钦：我们学校建设有57个学科，每个学科都具有较高的学术能力和影响力，拥有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架构，科研范式和领域也相对固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学术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全世界的大学都希望加强交叉学科研究，上海交通大学也不例外。目前学校正在积极推进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交叉研究，并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在上述领域进行交叉研究，能够有效地提升人类的健康水平，也是我校的综合学科优势所在。此外，学校近期也正在大力推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与新闻传播学科的交叉，也称作“未来媒体”，这将推动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公共管理等领域，更多的问题需要开展实证研究，这就需要组建交叉学科团队进行合作研究，需要更多计算机技术和理工科学科背景的专家参与其中。总之，一方面，学校重视每个学科的发展，甚至视其为发展的支柱；另一方面，我们又从交叉研究的问题出发，形成全校共同研究的跨学科研究团队，从而解决更多综合性的问题，积极应对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

彭青龙：林校长讲得特别好，交大学报也是注重交叉研究、实证研究。林校长，请问您对《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有些什么寄语，使我们在服务学校、服务全国的格局下，把学报办得更好。

林忠钦：近两年来，交大学报在非常努力地工作，有了努力，肯定就会办得好。我们国家期刊与国外相比差距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差距是评审不够严格。我觉得一定要执行严格评审。只有严格评审，才能提高文章质量，声誉也会越来越好。我的寄语就是，严格执行匿名评审，创造学报好的声誉。

我本人每年也收到国内外许多期刊发来的同行评审邀约，但由于管理工作较忙，一般都只好婉拒。为什么Science和Nature等期刊学术声誉这么好？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此类期刊执行严格的评审制度。据在上述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教授们反馈，审稿人对一篇文章的评审意见往往多达数页，甚至细致到与作者探讨是用定冠词，还是用不定冠词。对每个公式、每个数据结果都和作者一起推敲，让作者不断地完善。评审人实际上是把审阅的这篇稿子吃透了。我认为，如果我们每篇稿子都能这样去认真评审，那稿件质量水平肯定能提升。但想要让一批审稿专家都这么去花时间和精力审稿，短期可能也难以做到，只能逐步发展。我们期待中国期刊的水平快速提升，更期待《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水平快速提升。

转载自：中新网上海